廖福龙的治学精神
我于1997年来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药理室，有幸跟随廖福龙老师学习、工作，眨眼已经过去15年了。廖老师的治学精神一直为我所景仰。谨将廖福龙研究员治学的若干小事记下，以飨读者。
药理学是一门实验研究学科，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廖老师兴趣使然，喜好动手研制与改进仪器，将仪器功能最大化，在科研中体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几千元的普通仪器在老师手里就会被派上大用场，而大型仪器往往会带来超越常规的新应用。
在我们实验室，一台普通的80年代的Olympus光学显微镜不仅被用于显微成像还被用在光化学诱导血栓形成动物造模等方面；一套非常便宜的国产四道生理记录仪不仅可以测定血压心电还可以巧妙地测定血管应力与弹性。直到现在，廖老师还不时现身实验室，我想这真的是出自他对科学研究由衷的热爱吧。
德国HAAKE公司成立于1882年，所研发的空气轴承流变仪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领域的黏度测定。上世纪80年代，廖老师最早将该仪器用于医学血液流变学的研究，利用仪器测定应力范围宽广的特点，他带领李文等老师创立了凝血黏度动态检测方法，在剪切流动条件下测定凝血过程。看到此项开创性的应用， HAAKE公司不仅免费赠与我们实验室另一台流变仪，并多年免费对仪器软硬件进行升级。我们没有听到老师为此而沾沾自喜，看到的则是他兴致勃勃地继续钻研新应用，又把流变仪作为附壁细胞定量剪切的工具，让仪器更好地为中药药理科研服务。
廖老师、潘恒杰老师和彭健师兄（老师的开门弟子）共同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恒压初始流量细胞变型滤过仪，于1992年获得了的专利。当时仪器元件缺乏，不少组件需要自己动手搭建，克服一个个困难才完成样机，试用表明达到设计要求，可以用于测定和分析红细胞的变形性。我们多么希望研究所能够开辟一块小小的园地，把那些凝结着老一代科研人员心血的古董和足迹留存下来，给后学者以启示。
众所周知，一台科研级别的高速摄像CCD动辄就要耗资上百万元。廖老师则独出心裁，采用家用卡片照相机，测定了微血管中红细胞的流速。他的想法来自摄影爱好，夜晚星空的长时间曝光照片可以记录地球自转时满天星斗的华丽轨迹。观大宇宙而思微循环，微血管中红细胞的运动轨迹难道不能用合适的曝光时间扑捉到吗？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曝光时间。从构思到完成实验，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创立了“流动细胞轨迹法”。该方法于2012年初发表了SCI论文，得到杂志审稿人的赞誉，为微循环血流测定提供了一种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新方法。如今，这个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测定红细胞流动速度的常规手段。
廖老师对科学前沿有敏锐的洞察。廖老师早在2002 年就提出了生物力药理学（Biomechanopharmacology, Biorheology. 2002）这一交叉学科，从血流剪应力/血管内皮细胞/活血化瘀药物相互作用的角度为切入点，研究药物与体内生物力学因素的联合效应。生物力药理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早于美国Philip A. Gottlieb教授所提出的机械力药理学（Mechanopharmacology，Nature. 2004）以及日本的中山贡一教授所提出的Mechano-pharmacology，（Yakugaku Zasshi. 2006)，更为重要的是，生物力药理学的提出意在转变生命科学研究中忽视力学因素具有生物学效应的现状。在2010年，我所购买了亚洲首台Bioflux1000微流培养系统及全自动细胞分析工作站，从此，我们的研究如鱼得水，该仪器用药量小、自动化程度高、软件分析能力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及科研产出。今年，我们跟随廖老师参加了在土耳其召开的第14届国际临床血液流变及微循环学大会，在4天的会程中，廖老师不仅组织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同仁向大会展示了生物力药理学的研究进展，并且始终一丝不苟地聆听大会各个报告，并做记录。会后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细胞膜糖萼蛋白的问题，引起同行参会者的兴趣。可见“听”的功夫和提炼科学问题的功夫不是短期可以练成的，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作为一个在国际血液流变学研究领域知名的科学家，退休后继续义务担当几个国际杂志的审稿人和编委，日常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每次我们撰写的文稿需要他把关时，他总会在三天之内完成修改；小到一个标点，一个错字，大到文章的立意，都会明确指出。廖老师的英语水平相当高，经过他的修改和点拨，使我们的英文稿水平明显提高。他会用红笔标注出修改的地方，让我知道问题所在，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错误。廖老师说教不多，但是思路活跃，文笔斐然。和廖老师交流时，他通常是先倾听，然后敏锐地抓住我们思路中存在的问题，言简意赅地为我们答疑解惑。这总使我心存感激与敬佩。
想起一次讲座时，廖老师曾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如果不是为了谋生而从事科研，科研就是一件美妙的事。老师的身体力行，为我们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
（待续）
中药研究所 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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